吉慶圍鐵閘與港督司徒拔

港督司徒拔(Reginald Edward Stubbs ,1876-1947)應付海員罷工和省港大罷工以強硬態度見稱,被評為強硬派,在港功績貶多於讚,但當你深入研究司徒拔的事蹟,你會另有發現。現將司徒拔有功於吉慶圍的事蹟列出,為他作出第一步平反。

司徒拔於1919年到港履新。1923年,港英擬推出《民田建屋補價條例》,規定若各區農地轉為屋地(即由農地改為村屋),要向港英申請批准,補繳地價,條例一出,荃灣、粉嶺、元朗等鄉紳立即反對,並得到沙頭角、上水、大埔、荃灣等區人士響應參與籌備工作。11月,鄉紳上書港督司徒拔,指《民田建屋補價條例》與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不符,請求收回成命[1]。

1924年8月24日,新界各區代表在大埔文武廟集會,出席代表有102人,代表30餘個鄉村單位。會上彭樂三提議,每區各舉代表1人,組織共20人的辦事機關,成立 「九龍租界維持民產委員會」,後改名為「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」,並請律師正式向港英註冊[2]。

1925年4月,671名新界和新九龍居民代表聯署上書殖民地大臣雅馬厘(Leo Amery,1873-1955),附上戴芴臣律師意見書,指港英的新政策有違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,有如強奪民產,要求取銷[3]。

交涉期間,錦田鄧氏於1924年向港英提出請求,要求交還英軍掠去的吉慶圍和泰康圍鐵閘,協助村民修復圍牆,以資防衛。司徒拔委駱克(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,1858-1937,駱任廷、駱檄)到愛爾蘭向前港督卜力(Henry Arthur Blake,1840-1918)贖回鐵閘[4]。1925年,港英自愛爾蘭運回鐵閘,於5月26日重新安裝在吉慶圍圍牆,司徒拔並親臨主持啟用禮,鄉紳為隆重其事立紀念碑於牆上[5]。

鐵閘紀念碑銘文:

「溯我鄧族符協祖,爲鄧漢黻公曾孫,自宋崇寧間由江右宦遊到粵,卜居是鄉之南北兩圍。後因子孫繁衍,於明成化 時,設立吉慶圍、泰康圍,分居斯土。兩圍四周,均深溝高壘,復加連環鐵門。想前人立意,實欲鞏固吾圍,以防禦雀符耳。迨前清光緒己亥,清政府將深圳河之南隅與英國,斯時,清政府未將明令先行頒佈,故當英軍到時,各鄉無知者,受人煽惑,起而抗拒。我圍人民恐受騷擾,堅閉鐵閘以避之;而英軍疑有莠民藏匿在其間,遂將鐵門攻破,入圍時方知皆良民婦女,故無薄待情事,姑將兩圍鐵門繳去。現二十六傳孫伯裘代表本圍人眾,稟呈港府,蒙轉達英京,將鐵門發還,照舊安設,以保治安。所有費用,由政府支銷,又蒙史督憲親臨敝村,作奠基禮。足見英政府深仁大德,亦爲表揚吾民對英政府之誠心悅服耳。特銘之於碑,以誌不忘云爾。民國十四年乙丑年閏四月初五泐[6]」

鐵閘紀念碑於日治時期被日軍所毁,重光後重修,並於牆上再立銅刻碑紀,全文中英對照[7]。

鐵閘紀念銅刻碑銘文:「本圍村之居民,本圍村之居民,悉數爲鄧氏族人也,考其先祖,遠在八百年前,避亂自中國江西省,移殖至此聚居,時值公元十三世紀。鄧氏族人有蔽護宋末皇族,並與宋帝皇姑成婚者,所誕後裔,適爲近區各鄧氏支族始祖。迨至一八九八年,中國租讓新界,本圍村良民,閉閘自守,遂招致本圍惟一門路之鐵閘,蒙昝掠去。及後幾經追尋,自愛爾蘭境內運回,璧歸本圍,以表友善。並於一九二五年治儀式典禮復設,重生光輝。今之鄧族居民,仍有事農耕耘圍周之禾田菜地者,所居圍村,尚具護城河,圍牆無缺,矗立如故,誠二百年前廣東盛行之典型防盜自衛設備最完整之古跡也。[8]」

兩篇銘文述及抗英一事有所差異,鐵閘紀念碑指英軍來前「清政府未將明令先行頒佈,故當英軍到時,各鄉無知者,」對抗英軍是「受人煽惑」。「我圍人民恐受騷擾,堅閉鐵閘以避之;而英軍疑有莠民藏匿在其間,遂將鐵門攻破,」認為英軍是將鐵閘「繳」走。稱許港英負責所有運回鐵閘的費用,司徒拔更親臨主持奠基禮。更以卑躬屈膝的言詞「深仁大德」來讚美侵略者。以「吾民對英政府之誠心悅服」來對港英表忠。

20年後的鐵閘紀念銅刻碑則將英軍「繳」走鐵閘的行徑升為 「掠」。認為港英送回鐵閘的行動下降為「表友善」,而鄉紳只覺「重生光輝」而己,没有任何恭維港英的言詞。

部份書籍及網上資料談及這件事,都將功勞記在金文泰(Cecil Clementi,1875-1947)身上,他們肯定没有閱讀鐵閘紀念碑銘文,銘文中有云:「又蒙史督憲親臨敝村,作奠基禮。」一般認為司徒拔以強硬手段對付罷工,金文泰接任以懷柔態度化解省港大罷工危機,這些都是表面粗淺的論述。但在這件事上,司徒拔是則安撫新界居民。細看鐵閘紀念碑樹立的日期,距離省港大罷工爆發尚有1個月,是時金文泰尚未到港出任港督,為何有人將這功績誤放在金文泰上呢!。

本人堅持胡適的求學精神「大膽假設,小心求證」,於2013年6月前往吉慶圍遊覽,鐵閘紀念銅碑己鏽蝕,文字不能閱讀。鐵閘黑色漆油剝落,鐵閘鏽蝕外露。一對見證保家衛鄉的文物受到糟蹋,令人不勝唏噓。

[1] 《1923年11月上港督塔制軍呈文》,載:薛鳯旋、鄺智文編著:《新界鄉議局史:由租借地到一個兩制》,香港,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、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,2011,第395-396頁;香港公共圖書藏有,可外借。

[2] 劉潤和著:《新界簡史》,香港,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,1999,第53-54頁;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,可外借。

[3] 《1923年戴芴臣律師原稟第一本意譯》,載:薛鳯旋、鄺智文編著:《新界鄉議局史:由租借地到一個兩制》,香港,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、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,2011,第394-400頁;香港公共圖書藏有,可外借。

[4] 薛鳯旋、鄺智文編著:《新界鄉議局史:由租借地到一個兩制》,香港,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、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,2011,第192頁;香港公共圖書藏有,可外借。

[5] 劉智鵬主編:《展拓界址─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》,香港,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,2010第52頁。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,可外借。

[6] 劉智鵬主編:《展拓界址─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》,香港,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,2010,第62-63頁。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,可外借。

[7] 劉智鵬主編:《展拓界址─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》,香港,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,2010,第52頁。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,可外借。

[8] 劉智鵬主編:《展拓界址─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》,香港,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,2010,第63頁。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,可外借。

作者:梁寶龍先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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