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nth: 七月 2013

一個颱風的晚上，油麻地避風塘沉船的艇戶無處容身，避風塘旁的大角咀路德會沙崙學校校長仗義協助，藉假期學生不用上課，開放校舍讓艇戶暫住。其後艇戶佔領了空置的漆咸道軍營達一兩星期。事件激起社會反響，組成“各界支持艇戶上岸聯合委員會”。1979年1月7日，警方在紅磡隧道口攔截艇戶前往港督府請願的旅遊車，宣布車上艇戶和支持者非法集會，全部帶往中區警署落案，稍後在銅鑼灣裁判司署提訊，主控官撤銷10名兒童的控罪。2月13日，艇戶等人全部被判罪名成立，其中67名艇戶代表被判不留案底，11位支持者則被判留案底，簽保守行為18個月。包括甘浩望神父、社工陳順馨、醫生余德生等。

當年油麻地避風塘範圍由大角咀南一直伸展至佐敦道北，約是今天的西九填海區範圍。事後參與這次運動的主要負責人每年都會聚會一次。

陳順馨的回憶錄《嗅覺記憶：我的七十年代》，進一步多媒體出版，講述了當年的事情，他們到港督府示威是没有警方批准的，決定以公民抗命來表達對該法例的不滿，並詳述她的公民抗命道理。

余德新則發表：《舊事不須記》一文，載：《啟思文集》； http://www.eduplus.com.hk/eduguide/ep2_issue.jsp?issueNumber=101&articleID=1014；講述判刑對自己事業的影響，質疑被判罪是政治判決。

本輯照片由余仲賢提供，照片除了記錄艇戶事件外，更記錄了當年的香港文化，如衣着潮流，照片中的男青年全部都是長髮，藍帽子全是年青人，當年男女警員的冬季制服等。若加上其他當年的舊照片參照，我們更可了解當年香港的各方面面貌。

油麻地艇戶事件──人物篇

提供本輯照片的余仲賢，渾號“魚旦” ，1976年伍華中學畢業，1984年浸會大學畢業，後到英國留學。2003年平等機會委員會聘任余仲賢為行動科總監，數月後無理解僱鬧出風波。余仲賢現在北愛爾蘭工作居住。

陳順馨，香港理工學院數學、統計、計算機系畢業，艇戶事件後在荷蘭修讀發展學，後到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攻讀博士，現任職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。今年七一遊行遇見她，她正協助新界東北農民搞活動。

鄺福生渾號“崩牙福”，衣着隨便，經常短褲涼鞋，不修邊幅，照片中的他為了工作而衣觀楚楚，判若兩人。長期在荃灣區從事社區工作，曾當選區議，員現從事敎學工作。

政務司林鄭月娥也曾自稱曾參與艇戶事件。

圖片說明：

艇戶事件 (2)

艇戶事件 (3)

艇戶事件 (8)

艇戶事件 (24)

艇戶事件 (25)

艇戶事件 (30)

艇戶事件 (39)

艇戶事件 (47)

作者：梁寶龍先生

現在凡是在政府婚姻註冊處登記結婚的人士，都會獲得政府發出一份結婚証書，正是「年晚煎堆，人有我有」， 普遍之極。但在一百年前的香港，結婚証書就不常見了。當時香港殖民地政府還只是一個小規模的政府，婚姻註冊尚未普及，更遑論發出結婚証書。而且當年人口的百份之九十九是華人，他們多數採用傳統中式婚禮，問媒納採，三書六禮，自然就用不着結婚証書了。至於外籍人士的婚禮，通常是用羅馬天主教或者聖公會的宗教儀式舉行。新人會在神父或牧師面前舉行彌撒，並在教會準備的登記大冊上簽署見證。禮成後，就可以成為合法夫妻，故教會通常不會額外發出証書。這種登記大冊，有時候可以包涵多年的新人資料在內。曾經有父親和兒子都在同一本登記冊上簽署結婚，相當有趣。而這種登記大冊，現在已經成為教會的歷史文物了。

這份1917年由香港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 Mission Hong Kong發出的結婚証書，相信是一份罕見的香港婚姻歷史文獻。在1900年代初期，估計每年簽發不多於十份。這可能是因為當年一般只有外籍人士或教徒才會在教堂行禮，而且當年的結婚証書亦不似現在的用途這麽廣泛。

一百年前的香港，華人信奉天主教並不普遍，當時香港教徒人數甚至不如內地多。故此，當時香港教區是包涵在南中國教區內，而總辦事處則設在廣州。因此有時候，新人便需要親身到廣州領取証書，費時費事，所以除非有特殊的需要，當時的新人們額外申請結婚証書並不常見了。反而在戰後的1945年開始，要求教會補發證書的人數大增，但此時的結婚証書己經是不同的版本了，不僅是證書式樣改變，而且證書亦變成在香港直接簽發。

既然說得這份証書這麽罕有，我們就說說，這份在特別要求下發出的結婚証書背後的一段故事吧。

這份於1917年簽發的結婚証書因歲月的洗禮，紙質已變得昏黃。儘管它表面沒有甚麼特別，但內容卻令人注目。這份結婚証書的主人是是一位名字叫作Joseph Edward Fisher的英籍新郎，証書上標明他是Frederick & Martha Fisher的兒子，而他的新娘就是一位名叫Joanna Leung的華人──原來新娘是華人！但証書上標明新娘父母的部份並沒寫上名字，只填寫了「Chinese parents」。為甚麼她的華人父母名字沒有寫在結婚証書上呢？難道是種族歧視？我相信這與種族歧視無關，而是背後另一個特別原因。

我們先來了解一下1900年代初期的香港。話說在1911年，孫中山先生雖然推翻了滿清政府建立民國，改朝換代並沒有為中國封建的舊社會帶來改變。在香港，華人依然可以引用大清律例合法地買賣「妹仔」、娶納妾侍；中國內地的情況更甚，子女必須聽從父母安排婚姻，否則被視為忤逆，父母甚至可以因此而告官！在當時這種社會風氣下，一位比較開明、用今天的話來說是「潮」或者「前衛」的中國婦女為了逃避封建婚姻，隻身從內地跑到香港來，並在一個偶然機會，認識了一位懂得廣東話的英籍青年。儘管他們後來究竟是如何開始談戀愛，然後最終結婚已經無從稽考，但當中的確是有點緣份！當時的社會，中國人對外國人十分仇視，稱他們為「洋鬼子」、香港人稱「鬼佬」，一般對於與外國人通婚的人有著歧視目光，加上當時的異族婚姻並不如現在普遍，當年這一對新人想必也面對了不少壓力。也許就是因為新娘的父母極力反對這段婚姻，故沒有出席婚禮，更沒在結婚証書上簽名，甚而至於與新娘斷絕關係，因此，証書上只留下「daughter of Chinese parents」一行字。但是新郎新娘沒有因此而退縮，他們除了在教堂行禮外，還特意跑到廣州天主教總區去領取一份結婚証明書，用以表白他們對這段婚姻的重視。就是因為這種原因，偶然地給我們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婚姻歷史文獻。

補充一點，在今時今日，異族婚姻都會得到親友們的祝福、甚至會令人有點羨慕。但在一百年前，人們對異族婚姻卻是與現在完全相反的仇視和歧視，尤其當新娘是華人的時候！說得嚴重一點，新娘甚至會被舊社會視為破壞中國倫理道德的人，所以這位Joanna Leung新娘(Joanna這名字，應該是她的英籍丈夫給她改的)必定是擁有堅強的信念和勇氣的人，才可以作出這個決定，與英籍人士結為夫婦。

圖：Joseph Edward Fisher and Joanna Leung

作者：John Fish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