港督司徒拔（Reginald Edward Stubbs ，1876-1947）應付海員罷工和省港大罷工以強硬態度見稱，被評為強硬派，在港功績貶多於讚，但當你深入研究司徒拔的事蹟，你會另有發現。現將司徒拔有功於吉慶圍的事蹟列出，為他作出第一步平反。
司徒拔於1919年到港履新。1923年，港英擬推出《民田建屋補價條例》，規定若各區農地轉為屋地（即由農地改為村屋），要向港英申請批准，補繳地價，條例一出，荃灣、粉嶺、元朗等鄉紳立即反對，並得到沙頭角、上水、大埔、荃灣等區人士響應參與籌備工作。11月，鄉紳上書港督司徒拔，指《民田建屋補價條例》與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不符，請求收回成命[1]。
1924年8月24日，新界各區代表在大埔文武廟集會，出席代表有102人，代表30餘個鄉村單位。會上彭樂三提議，每區各舉代表1人，組織共20人的辦事機關，成立 「九龍租界維持民產委員會」，後改名為「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」，並請律師正式向港英註冊[2]。
1925年4月，671名新界和新九龍居民代表聯署上書殖民地大臣雅馬厘（Leo Amery，1873-1955），附上戴芴臣律師意見書，指港英的新政策有違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，有如強奪民產，要求取銷[3]。
交涉期間，錦田鄧氏於1924年向港英提出請求，要求交還英軍掠去的吉慶圍和泰康圍鐵閘，協助村民修復圍牆，以資防衛。司徒拔委駱克（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，1858-1937，駱任廷、駱檄）到愛爾蘭向前港督卜力（Henry Arthur Blake，1840-1918）贖回鐵閘[4]。1925年，港英自愛爾蘭運回鐵閘，於5月26日重新安裝在吉慶圍圍牆，司徒拔並親臨主持啟用禮，鄉紳為隆重其事立紀念碑於牆上[5]。
鐵閘紀念碑銘文：
「溯我鄧族符協祖，爲鄧漢黻公曾孫，自宋崇寧間由江右宦遊到粵，卜居是鄉之南北兩圍。後因子孫繁衍，於明成化 時，設立吉慶圍、泰康圍，分居斯土。兩圍四周，均深溝高壘，復加連環鐵門。想前人立意，實欲鞏固吾圍，以防禦雀符耳。迨前清光緒己亥，清政府將深圳河之南隅與英國，斯時，清政府未將明令先行頒佈，故當英軍到時，各鄉無知者，受人煽惑，起而抗拒。我圍人民恐受騷擾，堅閉鐵閘以避之；而英軍疑有莠民藏匿在其間，遂將鐵門攻破，入圍時方知皆良民婦女，故無薄待情事，姑將兩圍鐵門繳去。現二十六傳孫伯裘代表本圍人眾，稟呈港府，蒙轉達英京，將鐵門發還，照舊安設，以保治安。所有費用，由政府支銷，又蒙史督憲親臨敝村，作奠基禮。足見英政府深仁大德，亦爲表揚吾民對英政府之誠心悅服耳。特銘之於碑，以誌不忘云爾。民國十四年乙丑年閏四月初五泐[6]」
鐵閘紀念碑於日治時期被日軍所毁，重光後重修，並於牆上再立銅刻碑紀，全文中英對照[7]。
鐵閘紀念銅刻碑銘文：「本圍村之居民，本圍村之居民，悉數爲鄧氏族人也，考其先祖，遠在八百年前，避亂自中國江西省，移殖至此聚居，時值公元十三世紀。鄧氏族人有蔽護宋末皇族，並與宋帝皇姑成婚者，所誕後裔，適爲近區各鄧氏支族始祖。迨至一八九八年，中國租讓新界，本圍村良民，閉閘自守，遂招致本圍惟一門路之鐵閘，蒙昝掠去。及後幾經追尋，自愛爾蘭境內運回，璧歸本圍，以表友善。並於一九二五年治儀式典禮復設，重生光輝。今之鄧族居民，仍有事農耕耘圍周之禾田菜地者，所居圍村，尚具護城河，圍牆無缺，矗立如故，誠二百年前廣東盛行之典型防盜自衛設備最完整之古跡也。[8]」
兩篇銘文述及抗英一事有所差異，鐵閘紀念碑指英軍來前「清政府未將明令先行頒佈，故當英軍到時，各鄉無知者，」對抗英軍是「受人煽惑」。「我圍人民恐受騷擾，堅閉鐵閘以避之；而英軍疑有莠民藏匿在其間，遂將鐵門攻破，」認為英軍是將鐵閘「繳」走。稱許港英負責所有運回鐵閘的費用，司徒拔更親臨主持奠基禮。更以卑躬屈膝的言詞「深仁大德」來讚美侵略者。以「吾民對英政府之誠心悅服」來對港英表忠。
20年後的鐵閘紀念銅刻碑則將英軍「繳」走鐵閘的行徑升為 「掠」。認為港英送回鐵閘的行動下降為「表友善」，而鄉紳只覺「重生光輝」而己，没有任何恭維港英的言詞。
部份書籍及網上資料談及這件事，都將功勞記在金文泰（Cecil Clementi，1875-1947）身上，他們肯定没有閱讀鐵閘紀念碑銘文，銘文中有云：「又蒙史督憲親臨敝村，作奠基禮。」一般認為司徒拔以強硬手段對付罷工，金文泰接任以懷柔態度化解省港大罷工危機，這些都是表面粗淺的論述。但在這件事上，司徒拔是則安撫新界居民。細看鐵閘紀念碑樹立的日期，距離省港大罷工爆發尚有1個月，是時金文泰尚未到港出任港督，為何有人將這功績誤放在金文泰上呢！。
本人堅持胡適的求學精神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，於2013年6月前往吉慶圍遊覽，鐵閘紀念銅碑己鏽蝕，文字不能閱讀。鐵閘黑色漆油剝落，鐵閘鏽蝕外露。一對見證保家衛鄉的文物受到糟蹋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[1] 《1923年11月上港督塔制軍呈文》，載：薛鳯旋、鄺智文編著：《新界鄉議局史：由租借地到一個兩制》，香港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、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，2011，第395-396頁；香港公共圖書藏有，可外借。
[2] 劉潤和著：《新界簡史》，香港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1999，第53-54頁；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，可外借。
[3] 《1923年戴芴臣律師原稟第一本意譯》，載：薛鳯旋、鄺智文編著：《新界鄉議局史：由租借地到一個兩制》，香港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、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，2011，第394-400頁；香港公共圖書藏有，可外借。
[4] 薛鳯旋、鄺智文編著：《新界鄉議局史：由租借地到一個兩制》，香港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、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，2011，第192頁；香港公共圖書藏有，可外借。
[5] 劉智鵬主編：《展拓界址─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》，香港，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10第52頁。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，可外借。
[6] 劉智鵬主編：《展拓界址─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》，香港，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10，第62-63頁。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，可外借。
[7] 劉智鵬主編：《展拓界址─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》，香港，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10，第52頁。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，可外借。
[8] 劉智鵬主編：《展拓界址─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》，香港，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10，第63頁。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，可外借。
作者：梁寶龍先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