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舊照片

話說1915年香港大學中文教授賴際熙，倡議保育有千年歴史的「宋行宮故址」（即今日宋王臺花園的前身）。1916年，工程大致完成，並定名為「宋臺舊址」。賴際熙與陳步墀等一班舊式文人，據說還有時任輔政司、後來的港督金文泰一同登山遊覧，並在山頂宋王臺大石旁飲酒賦詩，欣賞汲水門的落日餘暉。但是經過一百年的歲月洗禮，除了今日放置於宋王臺花園內的殘石，當年「宋臺舊址」的一切已經蕩然無存。幸好還有一冊《宋臺集》把當年的文采風流記錄下來。現在嘗試從這書中，尋找昔日文人的足跡，重塑當年「宋臺舊址」的風貌。

昔日的聖山，位於今日宋皇台道和譚公道、北帝街東北面一帶。東面臨海，其餘三面都是稻田和池塘，人跡罕至。每逢登山日，一眾文人雅士先行聚集於陳步墀的別業「暢龢室」。據陳步墀解釋，暢龢二字出自《蘭亭集序》 : 「……是日也，天朗氣清，蕙風和暢……」另外，「和」與「龢」同義 （「暢龢室」大約位於九龍寨城南面，即今日太子道一帶）從「暢龢室」南行不遠就看到一個指示牌，寫著「宋行宮故址」。指示遊人到達聖山的路徑。再穿過一條小橋，下有河流，前行不遠，就到達聖山入口的石牌坊。上面橫着一個石匾，刻有「宋臺舊址」四個字。兩邊鎸有石聯，乃出自明末遺民陳獨漉的詩句 :「一聲望帝啼荒殿，百戰山河見落暉。」

穿過石牌坊後，就正式進入「宋臺舊址」範圍，跟着是拾級而上的山路。在今天，相信登山人士可以一氣呵成登上頂峰。但在當年，文人們一般都是四體不勤，甚至有吸食鴉片煙的習慣，難免中氣不足，行至半途，便要休息片刻。因此，聖山登峰半路建有涼亭，供遊人休息，待一眾登山人士到達頂峰，極目四望，一覧維港風貌。(當年啟德機場尚未興建) 東望鯉魚門，西望汲水門，水深港闊，加以孤帆落日，的確是詩情畫意。

《丙辰(1916年)春日待家子礪師登宋王臺懷古》

九州南盡一臺存，日落蒼茫巨石蹲。天水有家淪澤國，中原無地定乾坤。
侯王廟裏碑留蹟，公主墳前金鑄魂。我侍南豐來弔古，瓣香初上鯉魚門。

作者：John Fisher

港鐵的沙中線工程，令塵封千年的九龍城宋元古蹟重現人間。這些古蹟將如何保育，市民議論紛紛，足見市民的古蹟保育意識極高。其中宋元方井已獲政府允許原址保留，即使沙中線耗資百億，延達一年也在所不惜。這一次的古蹟發現與保育，可說是六十年前宋皇臺公園古蹟保育的延續。

日治期間被一炸為三的「宋王臺」大石，散於舊日「聖山」的山腳。幸而當中三個「宋王臺」大字，與旁邊「清嘉慶丁卯重修」七個小字，還保存完好。後來在九龍街坊福利會的請求下，香港政府把殘石整修，並移至新建的宋王臺花園展覽，並在1960年正式開放。

其實早於1915年，已經有過一次「宋王臺」保育行動。話說當年，香港大學教授賴際熙，籲請香港政府劃地數畝，永作「宋臺舊址」。一百年前，香港市民欲想做古蹟保育工作，政府只是負責批出土地，保育經費及有關工程，則要市民自己籌集張羅呢！當時香港富商李瑞琴贊勷其事，損資把原來矗立在聖山上，相傳是元代所刻的「宋王臺」三個摩崖大字，設石欄繚護，週邊廣植樹木，並在山腰建有涼亭，登山入口處設立牌坊。當時，「宋臺舊址」可說是香港的一大名勝。引來不少騷人墨客，登臨尋勝。（聖山在宋皇台道和譚公道、北帝街東北面一帶）

當時香港的一班舊式文人，包括港大教授賴際熙，富商陳步墀等常到「宋臺舊址」暢遊聚會，並作有詩詞。陳步墀將這些詩作及書法繪画相片等製作，輯成《宋臺集》。據說當時有漢學家之稱的港督金文泰 (當時是輔政司)亦曾同遊「宋臺舊址」，金文泰更即席賦詩，可惜《宋臺集》未見金文泰的作品。《宋臺集》中除詩詞外，還有一些「宋臺舊址」的圖畫和老照片，以下將逐一介紹。

《宋臺集》中有一幅《宋臺秋唱圖》極有價值。它不但清楚繪画出當日「宋臺舊址」的地理環境，甚至建築佈局，花木景緻都繪畫詳盡，當然其中難免加入画家的潤飾。

下篇文章，將詳盡介紹「宋臺舊址」即今日宋皇臺花園的前身，並分享一些難得一見的「宋臺舊址」老照片。

作者：John Fisher

寶靈頓運河 (Bowrington Canal) 岸邊電車公司的發電廠，攝於1904年。

鵝頸區有一個有趣的現象，就是「鵝頸」和 ‘Bowrington’’很多時是互通的；例如「鵝頸街市大廈」便叫 ‘Bowrington Road Market’。這種現象之出現，實始於第四任港督寶靈 (John Bowring; 1854-59在任) 平整鵝頸黃泥涌出口的計劃，鵝頸便出現了被喻為香港第一個新市鎮的「寶靈城」(Bowring City / Bowrington) 。

其實，寶靈和家人在香港還留下了不少往事，他的妻子是轟動一時的「毒麵包案」其中一名受害者，他的女兒則在香港的教育史上佔了重要地位。

灣仔鵝頸街市

寶靈與葉名琛

為了讓讀者明白背景，先簡單介紹1849年廣州的局勢。當年，廣東巡撫葉名琛組織了地方武力，阻止英人進入廣州城，立下大功，獲晉封男爵。是時，廣州的洋人商行仍然大抵局限在十三行 (Canton Factories) 一帶，而寶靈恰好於該年獲派出任廣州領事。後來，二人分別升任為兩廣總督及港督；寶靈更被英國委任為對華全權代表 (Plenipotentiary)。

寶靈像

1856 年10月，寶靈就是以全權代表身份支持英國駐廣州領事高調處理「亞羅號事件」 (Arrow Incident)。至於這事件為何引發連串衝突，例如英國駐遠東海軍為什麼到了廣州一帶施壓及攻擊，以及12月中旬十三行洋人建築物是否因被報復而燒毀，還有寶靈與葉名琛兩人的處理手法等等，多年來已被詳細研究與反覆討論，因此不再細說。

葉名琛像
毒麵包案 (Esing Bakery Incident)

十三行被火燒毀一個月後，灣仔洪聖古廟旁近船街路口位置的裕盛辦館爆發了「毒麵包案」，而裕盛當時是洋人及兵房麵包的主要供應商。1857年1月15號， 數以百計的人吃了裕盛含有砒霜的麵包中毒 ; 由於麵包內毒藥成份很重，很多中毒者發生嘔吐，幸好嘔吐過後，釋出大量毒害，故大部份人情況輕微。然而，港督寶靈的妻子 Maria 則中毒較深，雖沒有即時死亡，但基於翌年病故的關係，有很多人認為與中毒事件有密切關係。

灣仔洪聖古廟，攝於1975年

裕盛東主張亞霖及多名僱員因此被捕，雖然當時很多人認為毒麵包是一個以全港洋人為目標的計劃，但運送麵粉的船隻，其實也運砒石，故船艙可能被污染，因此審訊時被判斷為証據不足，被捕的人後來被遞解出境，據說張亞霖還在澳門及越南東山再起。

中英兩國衝突開始後不久，英國便派人取代了寶靈對華代表的職務，他在1859年初亦離任港督；葉名琛則在1858年於廣州被俘，後來在加爾各答用完從中國帶去的糧食，便絕食去世；「亞羅號事件」更惡化成全面的第二次鴉片戰爭，直到1860年才結束。

意大利嬰堂

意大利嬰堂雖然與灣仔區並無直接關係，但提到寶靈和他的妻子 Maria，很自然會聯想起他們的女兒雅雷詩 (Emily Aloysia) 修女，她通曉意大利文與葡萄牙文，並對當時剛在香港開始服務的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(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) 作出了很大貢獻; 她還在1860年開辦的意大利修院學校 (Italian Convent School) 擔任首位校長，在任至1870年，於37歲時魂歸天國。意大利修院學校早期也叫意大利嬰堂學校，亦即是現時著名女校嘉諾撒聖心，一百五十多年來人才輩出。

嘉諾撒聖心書院舊貌，攝於約70年代（Andrew Tse提供）

堅道嘉諾撒仁愛女修會今貌
結語

寶靈在香港雖然衹有短短幾年，期間卻發生了很多重大事情，影響深遠。各位讀者下次到鵝頸街市買餸，經過船街、堅道或者置富時，也可以回想一下這些往事。
作者：LEUNG CF

港督司徒拔（Reginald Edward Stubbs ，1876-1947）應付海員罷工和省港大罷工以強硬態度見稱，被評為強硬派，在港功績貶多於讚，但當你深入研究司徒拔的事蹟，你會另有發現。現將司徒拔有功於吉慶圍的事蹟列出，為他作出第一步平反。

司徒拔於1919年到港履新。1923年，港英擬推出《民田建屋補價條例》，規定若各區農地轉為屋地（即由農地改為村屋），要向港英申請批准，補繳地價，條例一出，荃灣、粉嶺、元朗等鄉紳立即反對，並得到沙頭角、上水、大埔、荃灣等區人士響應參與籌備工作。11月，鄉紳上書港督司徒拔，指《民田建屋補價條例》與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不符，請求收回成命[1]。

1924年8月24日，新界各區代表在大埔文武廟集會，出席代表有102人，代表30餘個鄉村單位。會上彭樂三提議，每區各舉代表1人，組織共20人的辦事機關，成立 「九龍租界維持民產委員會」，後改名為「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」，並請律師正式向港英註冊[2]。

1925年4月，671名新界和新九龍居民代表聯署上書殖民地大臣雅馬厘（Leo Amery，1873-1955），附上戴芴臣律師意見書，指港英的新政策有違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，有如強奪民產，要求取銷[3]。

交涉期間，錦田鄧氏於1924年向港英提出請求，要求交還英軍掠去的吉慶圍和泰康圍鐵閘，協助村民修復圍牆，以資防衛。司徒拔委駱克（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，1858-1937，駱任廷、駱檄）到愛爾蘭向前港督卜力（Henry Arthur Blake，1840-1918）贖回鐵閘[4]。1925年，港英自愛爾蘭運回鐵閘，於5月26日重新安裝在吉慶圍圍牆，司徒拔並親臨主持啟用禮，鄉紳為隆重其事立紀念碑於牆上[5]。

鐵閘紀念碑銘文：

「溯我鄧族符協祖，爲鄧漢黻公曾孫，自宋崇寧間由江右宦遊到粵，卜居是鄉之南北兩圍。後因子孫繁衍，於明成化　時，設立吉慶圍、泰康圍，分居斯土。兩圍四周，均深溝高壘，復加連環鐵門。想前人立意，實欲鞏固吾圍，以防禦雀符耳。迨前清光緒己亥，清政府將深圳河之南隅與英國，斯時，清政府未將明令先行頒佈，故當英軍到時，各鄉無知者，受人煽惑，起而抗拒。我圍人民恐受騷擾，堅閉鐵閘以避之；而英軍疑有莠民藏匿在其間，遂將鐵門攻破，入圍時方知皆良民婦女，故無薄待情事，姑將兩圍鐵門繳去。現二十六傳孫伯裘代表本圍人眾，稟呈港府，蒙轉達英京，將鐵門發還，照舊安設，以保治安。所有費用，由政府支銷，又蒙史督憲親臨敝村，作奠基禮。足見英政府深仁大德，亦爲表揚吾民對英政府之誠心悅服耳。特銘之於碑，以誌不忘云爾。民國十四年乙丑年閏四月初五泐[6]」

鐵閘紀念碑於日治時期被日軍所毁，重光後重修，並於牆上再立銅刻碑紀，全文中英對照[7]。

鐵閘紀念銅刻碑銘文：「本圍村之居民，本圍村之居民，悉數爲鄧氏族人也，考其先祖，遠在八百年前，避亂自中國江西省，移殖至此聚居，時值公元十三世紀。鄧氏族人有蔽護宋末皇族，並與宋帝皇姑成婚者，所誕後裔，適爲近區各鄧氏支族始祖。迨至一八九八年，中國租讓新界，本圍村良民，閉閘自守，遂招致本圍惟一門路之鐵閘，蒙昝掠去。及後幾經追尋，自愛爾蘭境內運回，璧歸本圍，以表友善。並於一九二五年治儀式典禮復設，重生光輝。今之鄧族居民，仍有事農耕耘圍周之禾田菜地者，所居圍村，尚具護城河，圍牆無缺，矗立如故，誠二百年前廣東盛行之典型防盜自衛設備最完整之古跡也。[8]」

兩篇銘文述及抗英一事有所差異，鐵閘紀念碑指英軍來前「清政府未將明令先行頒佈，故當英軍到時，各鄉無知者，」對抗英軍是「受人煽惑」。「我圍人民恐受騷擾，堅閉鐵閘以避之；而英軍疑有莠民藏匿在其間，遂將鐵門攻破，」認為英軍是將鐵閘「繳」走。稱許港英負責所有運回鐵閘的費用，司徒拔更親臨主持奠基禮。更以卑躬屈膝的言詞「深仁大德」來讚美侵略者。以「吾民對英政府之誠心悅服」來對港英表忠。

20年後的鐵閘紀念銅刻碑則將英軍「繳」走鐵閘的行徑升為 「掠」。認為港英送回鐵閘的行動下降為「表友善」，而鄉紳只覺「重生光輝」而己，没有任何恭維港英的言詞。

部份書籍及網上資料談及這件事，都將功勞記在金文泰（Cecil Clementi，1875-1947）身上，他們肯定没有閱讀鐵閘紀念碑銘文，銘文中有云：「又蒙史督憲親臨敝村，作奠基禮。」一般認為司徒拔以強硬手段對付罷工，金文泰接任以懷柔態度化解省港大罷工危機，這些都是表面粗淺的論述。但在這件事上，司徒拔是則安撫新界居民。細看鐵閘紀念碑樹立的日期，距離省港大罷工爆發尚有1個月，是時金文泰尚未到港出任港督，為何有人將這功績誤放在金文泰上呢！。

本人堅持胡適的求學精神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，於2013年6月前往吉慶圍遊覽，鐵閘紀念銅碑己鏽蝕，文字不能閱讀。鐵閘黑色漆油剝落，鐵閘鏽蝕外露。一對見證保家衛鄉的文物受到糟蹋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
[1] 《1923年11月上港督塔制軍呈文》，載：薛鳯旋、鄺智文編著：《新界鄉議局史：由租借地到一個兩制》，香港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、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，2011，第395-396頁；香港公共圖書藏有，可外借。

[2] 劉潤和著：《新界簡史》，香港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1999，第53-54頁；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，可外借。

[3] 《1923年戴芴臣律師原稟第一本意譯》，載：薛鳯旋、鄺智文編著：《新界鄉議局史：由租借地到一個兩制》，香港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、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，2011，第394-400頁；香港公共圖書藏有，可外借。

[4] 薛鳯旋、鄺智文編著：《新界鄉議局史：由租借地到一個兩制》，香港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、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所，2011，第192頁；香港公共圖書藏有，可外借。

[5] 劉智鵬主編：《展拓界址─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》，香港，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10第52頁。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，可外借。

[6] 劉智鵬主編：《展拓界址─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》，香港，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10，第62-63頁。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，可外借。

[7] 劉智鵬主編：《展拓界址─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》，香港，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10，第52頁。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，可外借。

[8] 劉智鵬主編：《展拓界址─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》，香港，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10，第63頁。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，可外借。

作者：梁寶龍先生